同婚合法日,回望1998:台湾同志二十年尊严之路

原文: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524-taiwan-lgbt-marriage/

原文: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524-taiwan-lgbt-marriage/

2019年5月24日是台湾同志婚姻法案生效首日,今后,爱上同性的台湾人都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婚恋的权利。这条平权之路走得迢远,1998年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之年。

“我是同志!我是同志!”

2019年5月17日,暴雨之后的阳光里,台湾立法院外青岛东路上,主持人郑智伟正带著群众高喊口号。郑智伟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台湾多直称“同志咨询热线”、“热线”)的社工主任,理著俐落的小平头,戴著黑色鸭舌帽,看来斯文帅气,但嗓音却已因主持了一整个早上而几近沙哑。这一天,主持群在街道上已经站了四个小时,被早上大雨淋得浑身湿透的数万群众,跟他一起应和。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要同志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说出这句话,并非容易的事,遑论万人呐喊。

“早期(1998年)刚成立的时候,大家打电话来,可能连‘同性恋’或‘同志’都说不出口,就是问说‘我是不是?’或者说‘我是不是那个?’‘我孩子会不会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说半天,但说不出口,到底那个是哪个?很多人都说不出口。”同志咨询热线的副秘书长彭治镠回忆,“当时父母打电话来,问的很多是‘那还能不能变回来?’父母对孩子的性向是充满愤怒、悲痛与不舍的,同志对自己的性向,也还有很重、说不出口的羞耻感。”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一对情侣在雨中观看表决过程。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一对情侣在雨中观看表决过程。摄:陈焯煇/端传媒

1998年,是台湾启动同婚释宪运动、也是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同运团体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围的同志运动,在此时来到了与主流社会激烈碰撞的交叉点。

20年后,为因应2017年的大法官748号解释“该如何立法”的问题,2018年台湾社会历经一次激烈的挺同、反同公投拉扯。2019年5月17日,在几经折冲后,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同志婚姻法案。从今而后,当人们爱上与自己相同性别之人,便可以自我指认为“同志”,在台湾法律体系里有了自己的名字。

同志咨询热线,成立于1998年,是台湾最早的全国性同志组织,为同志提供“接线”服务。成立20余年来,聆听了台湾同志的挣扎与徬徨;也见证了同志的名字从98年的“那个”,一路走到立法院前的“我是同志”。而台湾“同婚释宪”运动的起点,与同志咨询热线成立时间同年:1998年,男同志祁家威走进户政事务所,要求与男友登记结婚,被相关单位以“婚姻仅限一男一女”为由拒绝;两年后,祁家威以此申请第一次同婚释宪,虽未能成功,却跨出了历史的重要一步。

1998年,是台湾启动同婚释宪运动、也是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同运团体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围的同志运动,在此时来到了与主流社会激烈碰撞的交叉点。

回到当年的时空,究竟是怎样的情境,催生了全台第一个全国性同志团体?热线回顾,在1998年2月25日,《联合晚报》上刊出一则“高二男生同性恋

一人割腕”的新闻。根据报导指出,“大台北地区某公立高中两名二年级男生,被认为是同性恋”,甲生“被父母毒打,皮开肉绽”,而报导对乙生的叙述则是“拿生命相逼,不准分手,情书缠绵”,同一版面其他报导则以“少年同志:学校说我病态”为题,可以一窥90年代的校园氛围,也能明白热线成立之初,元老们“决定(为青少年同志)做点事情”的迫切感。

事实上,无论是哪个年代,同性恋情一直都存在。早在1983年,白先勇就已经出版知名同志文学《孽子》,1986年翻拍为电影,由当红小生邵昕、知名演员孙越出演。很长一段时间里,《孽子》文本中“遭父亲逐出家门、在新公园荷花池畔游荡”的男同志形象,就是台湾社会对同志的唯一认识。不过,自1990年开始,随著社会的开放,同志开始组织、集体现身、发声,并要求社会的肯认与全新的身分。争取认同的过程,伴随著台湾解严后媒体的商业竞逐,让“异性恋社会”开始对同志产生好奇。

2019年5月14日,台北立法院外,团体“婚姻大平台”在青岛东路上举行“协商不能退”集会,一名参加者穿上婚纱。
2019年5月14日,台北立法院外,团体“婚姻大平台”在青岛东路上举行“协商不能退”集会,一名参加者穿上婚纱。摄:陈焯煇/端传媒

两面战争:世界尚没有你的名字,却先认识了艾滋

当性别身分与疾病发生张力,也让同志运动走上“不得不为”的关卡,集体待在暗柜中的空间越来越少。

1990年,台湾第一个同志团体、女同志团体“我们之间”成立。根据“再现.抵抗.瓦解:一次重访台湾同志污名史的邀请”发起人蔡雨辰的研究,“我们之间”是一个神奇的组织,既没有立案,也非从校园发起,但却能保护成员的隐私、又能维持营运,还拥有超过四千人的会员。蔡雨辰以组织发行的刊物《女朋友杂志》为例,这群人并非全是文字工作者,而是在白天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仅在出刊前再相约制作刊物,刊物上绝大多数文章也是匿名发出。

在性别不友善的年代,隐姓埋名是一种集体现身的策略,一同抵御外界对同志族群的恶意,也保护每个个体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干扰的空间。但,解严后百花齐放、追求收视率的媒体,也持续试图翻越同志的“匿名”保护城墙,一窥究竟。这让一般阅听大众首次接触到“同志”的形象,势必是猎奇、窥视的。

1992年,台视新闻“世界报导”记者璩美凤以携带针孔摄影机方式,潜入一家统领百货后方的女同志酒吧Heaven
II偷拍,由主播张雅琴播出时,不但有璩美凤以神秘的语气旁白“现在画面上像男人的人,其实都是女人……”等语,且影射知名歌手潘美辰亦是女同志。节目播出后,曾引发当中一名遭偷拍女同志自杀,酒吧顾客人心惶惶。“我们之间”发起连署抗议,收到一千多名民众支持,登上媒体版面,展开了90年代同志行进主流社会的第一步。

同志在90年代的现身,除了解严后的社会气氛开放、各种边缘族群纷纷展开身分认同运动之外,全球艾滋病的流行,也使同志族群受到的污名逐年增加。当性别身分与疾病发生张力,也让同志运动走上“不得不为”的关卡,集体待在暗柜中的空间越来越少。

根据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艾滋治理与在地行动》所整理的“台湾艾滋大事记”,1981年,美国通报首例艾滋病病毒。由于无药可医,又有相当机率透过男同志间常见性行为(肛交)传染,早年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甚至误称此病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乏症候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助长了世人对于“艾滋等同于同志”的误解。

著名同运人䃼家威。
著名同运人䃼家威。摄:陈焯煇/端传媒

1985年,台湾出现第一例本国人罹患艾滋的病例,患者为男同志,卫生署即开始对艾滋病进行防疫,防疫策略却是与警政署联手,针对男同志与男同志性工作者进行加强检验。该年12月,卫生署发布公报指“一般过正常生活的人,并没有感染这种病的危险。”这“正常生活”直指同志的“不正常生活”,在社会大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6年,台湾出现首例因艾滋病而去世的本土案例,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与拒斥,开始在社会上蔓延。1987年,一名考上师大的研究生田启元在入学前验出艾滋,历经波折后,遭校方退学。虽然在几经抗争后,师大校方让田启元复学,其后却启动对入学学生的艾滋病筛检程序,让艾滋感染学生受教权大受影响。

1993年,台湾发现首例因输血(而非性行为)感染艾滋的病例,原因是空窗期无法验出HIV病毒,因此同年的11月起,捐血者的血液报告不再告知是否感染HIV病毒,以防患者利用捐血机会来检验艾滋。于1998年起,规定捐血者所捐血液要经过检验确定无病毒后才可使用。事实上,90年代“捐血验艾滋”的案例,还是肇因于艾滋检验途径与资源不足,艾滋患者也并不仅限于男同志。但在艾滋病流行之后,同志除了面对社会异样的眼光,也要对抗艾滋病的污名。这场战争,即便到同婚合法化的那一天,都还未能结束。

在社会对艾滋越来越恐惧的同时,同志寻找彼此与现身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93年,台大成立第一个校园男同志社团GC(gay
chat)社,此后,各大专院校的同志社团纷纷成立。1995年,于“新公园事件”中,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为重新规划博爱特区,破坏了男同志寻求伴侣的据点新公园,促使全台首个男同志联盟性质的组织“同志空间行动阵线”组成。在逐步的累积下,同运已成百花齐放之势,且开始常规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2019年同婚法案表决前夕,台大城乡所教授毕恒达投书回忆,“1996年是台湾神奇的一年”。毕恒达列举,当年“公营电台与商业电台分别推出第一个同志节目、报纸出现第一个常态的同志专栏、不同宗教中首次成立同志团体、第一个同志出版社成立、第一届皇冠百万小说首奖由女同志小说《逆女》获得、第一个同志商业杂志《热爱:G&L》杂志出版。”虽然在1997年,由警察临检同志而生的“常德街事件”再度让同志以负面形象跃上版面;但也正在同一年,香港明星张国荣在舞台上公开出柜,由于其在台湾的高知名度,其“出柜”之举,在一般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同志而言,好消息与坏消息交错出现,历史就要迎来关键的一年。

1998年前传:挺同、反同力量90年代数度交手

图:端传媒设计部

整个90年代,即是同志群聚现身,与异性恋话语体系对话、斗争并要求平权的过程,这样的战争,在1998年来到高峰,也催生了同志咨询热线成立、晶晶书库开张,与祁家威争取“结婚”行动等重要同运里程碑。

在诸多事件的刺激之下,台湾同志迎来了属于所有人的热线电话。热线社群资源部主任许家玮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自己人可以帮助自己人’,LGBT可以回馈给自己的社群,同志也更能了解同志在生活上、社会上遇到的困难。”1998年6月21日,同志咨询热线开始提供服务,一开始是一周三晚接听电话,发展至今,逐步增加已经可以提供一周五晚的电话服务。

20年来同志谘询热线通话数据。
20年来同志谘询热线通话数据。
20年来同志谘询热线通话数据。端传媒设计部

刚成立的热线,很快就发挥了功能。1998年8月2日,台视事件重演,华视《华视夜间新闻》的〈新闻特搜队〉单元播放名为“女同性恋酒吧、另类乐园”的报导,记者谢絜修、荣昊北得到部分股东私下同意进入采访,并将摄影机藏在挖洞的包包里偷拍,引起同志们的恐慌与愤怒。8月12日,“我们之间”再度发起连署,对华视新闻部主任李四端及记者谢絜修、荣昊北表达强烈抗议。

1998年11月,台北市知名同志酒吧taboo发生同志坠楼事件。一对男同志在酒吧发生争吵,一人作势跳楼,却失足坠落身亡。事发后,媒体大量以猎奇与充满偏见的语气报导:“当男人爱上男人
同志不同心 补校生轻生”“玻璃情人 难逃致命迷思”“各自有女友 却陷入热恋 社会规范如枷锁 抑郁的心很脆弱”或“同志谈爱 遮遮掩掩”“同志寻欢

偷偷摸摸”,内文则说“台大表示,同性恋学生的生活圈子很窄,个性较封闭,对感情的占有欲也较强”(中国时报)“连照顾他的阿姨都蒙在鼓里。足见同性恋者在外界异样看待之下压抑了自我,以致一旦争风吃醋,极易陷入迷思,酿成憾事。”(中国时报)“同志之爱
他俩热恋三个月 容不下一粒砂”

这次,与二月份的“高二男生割腕事件”不同,同志不再只待在家里看报纸生气、伤神,同志咨询热线马上筹办了一个座谈会,对同志友善的专家齐聚一堂,座谈会名称即为“谁杀了同性恋?”

为了举办这场座谈会,当年热线“倾全机构之力”,发动所有成员,全面检视主流教育体系教材与出版品,对于经常发表有关同志偏见、否定青少年同志的“伪专家”论述,逐页检视、详细列出各种论述的出处,并一一提出热线的回应,整理成《是谁杀了同性恋座谈会手册》。举例而言,当年十分流行青少年同志只是“假性同性恋、过渡期”的说法,就是热线重点反驳的言论之一。

这本手册可说是台湾同运史上首见,对于同志偏见论述进行“大体检”的报告。热线直接将主流媒体习惯访问的“同性恋专家”称为“伪专家”,整理了1998年之前媒体、学界与一般舆论对于同志的论述方式,毫无疑问是研究90年代前同志刻板印象的重要文件。在当年发生的常德街事件中,相关团体也同样再度集结出击。渐渐地,同志不再是任凭主流描述,而无力提出自己的语言回击的群体。

常德街事件

在台北新公园(今二二八纪念公园)关闭后,许多男同志转移到公园旁、台大医院旧馆前的常德街,延续新公园里同志的社交活动。事件发生于1997年7月31日,员警(部分荷枪)在常德街展开大规模拦街临检,将四十多名民众带回警局拍照,其中有人遭非法拘留、夜间侦讯,强迫拍照存证,并威胁通知家人。
2019年5月24日,婚权平台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办“幸福起跑线Wedding Party”,为多对同婚登记的新人庆祝。
2019年5月24日,婚权平台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办“幸福起跑线Wedding Party”,为多对同婚登记的新人庆祝。摄:林振东/端传媒

1998年,同样也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上路的一年。该年,教育部于《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中,将“两性教育”列为重大议题,明订融入在各学习领域中,开启后来的性别平等教育先声。性平教育对于同志具体处境的改善甚多,不但让男女平权观念深植学生心中,后来也让“同志”概念能出现在课本上。长期潜移默化下,造就了对同志友善的一代青年,也成为二十年后支持同婚的主力。

除了社运团体的耕耘、教材提供友善的世界观,网路的兴起,也提供台湾新世代同志争取平权、寻求协助的空间。台湾网际网路自1994年开始发展,第一家民间业者开始提供拨接上网,半年后,两大国营业者中华电信Hinet拨接服务与资策会SEEDNet种子网路继而上路,正式迎来网路时代。网路的匿名性提供了同志安心现身的空间,也让同志之间的交友与信息交流得以跨越地域限制,不必立即出柜,也能得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一开始,各大bbs同志版多以motss(memory of the same
sex)为名,直读难明其义,且男女同志不分。同样是在1998年,同志需求已经大到必须分众而居,该年,台湾大型bbs站台ptt的motss版投票决议“分家”,男女同志分别揪团成立gay版、lesbian版,后来不少bbs站也跟随这样的潮流,motss版逐渐走入历史。在bbs版面上,信息交流更加庞大,交友需求也可以开始得到满足;同时经典的同志文学作品被转贴,同样也加温了同志生命与虚拟故事的写作与阅读风潮。该年,首届全球华文同志文学奖开跑,虽然后继未持续举办,却咸认为是台湾同志文学的分水岭。

同志书写文类逐渐成熟,成为台湾在华文文学世界的独特地景。有人写作、有人出书,会出现书店亦不足为奇。全台第一间同志书店“晶晶书库”同样在1998年开始筹备,于1999年1月1日开张。

热线成立的同一天,台湾发布了一张同志专辑《拥抱》,由角头音乐发行。在当年的其中一个专辑文案中,直接说道“替没有声音的说话,赋予没有名字的,一个名字。”虽然华人世界首张同志专辑,当数1997年由同志友善牧师张懋禛统筹制作的《抚摸》,但第二张《拥抱》由当时在地下乐团届小有名气的的五月天制作录音,并担纲多数词曲创作,作为流行音乐产品更为成熟、也流传更广,且吸引一般歌迷注意。其中《拥抱》、《爱情的模样》、《透露》、《明白》与《雌雄同体》等歌曲相继出现在五月天的正式专辑中,只是歌词略有修改,稍稍模糊了原本同志歌曲的色彩。

隔年,五月天与滚石唱片签约,成为接下来二十年的华人世界知名主流摇滚乐团,迄今不衰。在1998年,无论是摇滚乐或同志开始从“地下”走上主流舞台,正是各种边缘族群开始缓步上升、走向中心的一个波段。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逾四万人冒雨参加。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逾四万人冒雨参加。摄:陈焯煇/端传媒

解严、选举、同运走向主流政治

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了全新的赛局,让边缘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缝隙进行突破。

这些活力与解严脱不了关系,解严十年,寻找自我认同的动力冉冉上升,正到了第一次的收获期。1996年总统直选后,台湾陷入选举热。当年火红的小说朱少麟《伤心咖啡店之歌》当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了1998年台湾的政治氛围:

那司机把烟熄了,烟蒂丢出窗外。他并不把计程表按下,却转回头看素园,慢条斯理,他问:“小姐,投票了没?”

又来了。自从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以后,搭出租车变成了一场强迫性的斗智游戏。从同仁那边,素园听过了不少的出租车奇遇:一个外省第二代同仁在出租车里,与拥黄的国民党籍司机疲劳激辩一个多小时;而不懂台语的人被拥陈派赶出车子;操台语的却跟拥赵派司机吵了起来。

现在素园快速把车里瞄了一圈,没有“青溪”的标志,没有绿十字旗,没有任何贴纸可供辨识。汽车音响里的卡带,不是《春天的花蕊》,连司机的口音也不透露任何信息,既不像外省人,又不是台语。

“选谁都一样啊,只要他尊重民意,就是个好市长。”素园展开游离战术。

“那你不觉得黄大洲做得不错吗?台北十项建设,你看多不简单?”司机说。

司机的表情有一丝调侃,分明是欲擒故纵。素园押注似的豁出去说:“我不这么认为。”

“好!给你载!”司机拨下计程表,开动车子。

自1996年开始,全民第一次享受“一人一票选总统/市长”的狂热,1998年的市长选举,有当时三大政治新星陈水扁、马英九、赵少康一齐参战,全台北市民各拥其主、疯狂辩论,谁也不知道选举结果将会如何。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了全新的赛局,让边缘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缝隙进行突破。选举前夕,同志友善的行动者组成“1998选举同志人权联盟”,发表“同志人权宣言”,并邀三党市长候选人签署,获得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及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回复支持。

喀飞回忆,当年“在两人(陈水扁与马英九)选战打的激烈火热之际,同志团体的政策问卷虽还说不上造成震撼影响,却也在这次选战中激起涟漪阵阵。”

此后,台湾同志运动走入主流。作为同志尊严主要地标的同婚立法,随著每次选举的摆荡循环,缓步前进。最终在2013年与2016年的立法、2017年释宪、2018年公投的数次来回交战后,迎来2019年5月24日的同婚生效日。

其后,台湾同志运动曲曲折折,历经挺同、反同公投的激辩与洗礼,终在2019年迎来一句坦荡的“我是同志!”从此后,台湾人无论爱上了什么性别的对象,都有合法成婚成家的权利。虽然不能说所有同志问题都能在婚姻合法化之后解决,但仍可说是同志尊严的重要进展。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同志既已能走上合法婚姻之路、网路上又有丰富的同志资源,从1998年走来的同志咨询热线,接下来的任务会是什么?

1998年至2018年同志谘询议题变化。每通谘询电话可能同时涵盖多个议题,图中仅取前四高的议题呈现逐年变化。這些议题包括感情议题(寻求伴侣/感情困扰/亲密关系暴力)、自我认同(自我认同/社会压力及歧视/宗教议题)、交友资讯(询问同志聚会场所/交友管道)、家庭议题(向家人出柜与否/家庭压力/同志亲人来电/亲子暴力)、艾滋与性议题、法律谘询、其他(生涯谘询/找其他义工/其他)。端传媒设计部

我们还是要去接住最底层的人。

热线社群资源部主任许家玮

“这几年因为公投而出柜的人数变多,是蛮明显的,那也会有一些新的效应。我们就接到很多父母打来,就说我孩子昨天(因为双方争执公投而)出柜了。因为立法、公投的进度,也有很多异性恋打来,有一种是说他太支持了,导致家人怀疑他是,还有一种是打来问我们运动近况,来鼓励我们,或者很积极地问‘我可以做什么?’他自己其实不是(同志),但看到反同的文宣觉得受不了,想打来为同志作一些事情。平常就比较少这种电话。”

“我觉得现在咨询电话定位变得不太一样。早年任何同志朋友都会打来求助,现在是科技进步,一般人会去找朋友,不会先打咨询电话。咨询电话我觉得变成最下面的安全网,就是上面这些支持网他都缺乏的人,他才会来打电话。”许家玮说,“我们还是要去接住最底层的人。”

“或者是说,连朋友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法律问题,或者艾滋病有关的,因为不确定,只好打来一个可靠的管道询问。有些家庭的问题,例如怎样跟父母沟通,都还是大家会打来咨询的重点。”彭治镠回忆,“又或者有些异性恋男性,他去找了女性性工作者,怕自己可能感染艾滋病,他也会打来讲,因为政府把艾滋病防治的资源大量投在男同志这边,反而让异性恋要咨询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咨询谁,找来找去(网路搜寻)我们都排第一个,只好打给我们。还有因为信仰,约好跟女朋友不婚前性行为,结果自己先跟其他人发生了关系的异男,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也会来跟我们说。那其实这些烦恼,我们都会尽量去听。”

自1998年到2019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变的是,永远都有为性与性别所苦的人。但这趟台湾同志争取平等婚权的故事,当可成为所有人的希望:即便是在二十年前还未拥有名字的“那个”、躲在阴暗角落的“病态”,依然可能有尊严回复、正名成婚的一天。

台湾同婚法案LGBTQIA台湾

發佈留言

這個網站採用 Akismet 服務減少垃圾留言。進一步瞭解 Akismet 如何處理網站訪客的留言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