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婚合法日,回望1998:台湾同志二十年尊严之路

原文: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524-taiwan-lgbt-marriage/

原文: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524-taiwan-lgbt-marriage/

2019年5月24日是台湾同志婚姻法案生效首日,今后,爱上同性的台湾人都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婚恋的权利。这条平权之路走得迢远,1998年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之年。

“我是同志!我是同志!”

2019年5月17日,暴雨之后的阳光里,台湾立法院外青岛东路上,主持人郑智伟正带著群众高喊口号。郑智伟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台湾多直称“同志咨询热线”、“热线”)的社工主任,理著俐落的小平头,戴著黑色鸭舌帽,看来斯文帅气,但嗓音却已因主持了一整个早上而几近沙哑。这一天,主持群在街道上已经站了四个小时,被早上大雨淋得浑身湿透的数万群众,跟他一起应和。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要同志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说出这句话,并非容易的事,遑论万人呐喊。

“早期(1998年)刚成立的时候,大家打电话来,可能连‘同性恋’或‘同志’都说不出口,就是问说‘我是不是?’或者说‘我是不是那个?’‘我孩子会不会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说半天,但说不出口,到底那个是哪个?很多人都说不出口。”同志咨询热线的副秘书长彭治镠回忆,“当时父母打电话来,问的很多是‘那还能不能变回来?’父母对孩子的性向是充满愤怒、悲痛与不舍的,同志对自己的性向,也还有很重、说不出口的羞耻感。”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一对情侣在雨中观看表决过程。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一对情侣在雨中观看表决过程。摄:陈焯煇/端传媒

1998年,是台湾启动同婚释宪运动、也是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同运团体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围的同志运动,在此时来到了与主流社会激烈碰撞的交叉点。

20年后,为因应2017年的大法官748号解释“该如何立法”的问题,2018年台湾社会历经一次激烈的挺同、反同公投拉扯。2019年5月17日,在几经折冲后,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同志婚姻法案。从今而后,当人们爱上与自己相同性别之人,便可以自我指认为“同志”,在台湾法律体系里有了自己的名字。

同志咨询热线,成立于1998年,是台湾最早的全国性同志组织,为同志提供“接线”服务。成立20余年来,聆听了台湾同志的挣扎与徬徨;也见证了同志的名字从98年的“那个”,一路走到立法院前的“我是同志”。而台湾“同婚释宪”运动的起点,与同志咨询热线成立时间同年:1998年,男同志祁家威走进户政事务所,要求与男友登记结婚,被相关单位以“婚姻仅限一男一女”为由拒绝;两年后,祁家威以此申请第一次同婚释宪,虽未能成功,却跨出了历史的重要一步。

1998年,是台湾启动同婚释宪运动、也是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同运团体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围的同志运动,在此时来到了与主流社会激烈碰撞的交叉点。

回到当年的时空,究竟是怎样的情境,催生了全台第一个全国性同志团体?热线回顾,在1998年2月25日,《联合晚报》上刊出一则“高二男生同性恋

一人割腕”的新闻。根据报导指出,“大台北地区某公立高中两名二年级男生,被认为是同性恋”,甲生“被父母毒打,皮开肉绽”,而报导对乙生的叙述则是“拿生命相逼,不准分手,情书缠绵”,同一版面其他报导则以“少年同志:学校说我病态”为题,可以一窥90年代的校园氛围,也能明白热线成立之初,元老们“决定(为青少年同志)做点事情”的迫切感。

事实上,无论是哪个年代,同性恋情一直都存在。早在1983年,白先勇就已经出版知名同志文学《孽子》,1986年翻拍为电影,由当红小生邵昕、知名演员孙越出演。很长一段时间里,《孽子》文本中“遭父亲逐出家门、在新公园荷花池畔游荡”的男同志形象,就是台湾社会对同志的唯一认识。不过,自1990年开始,随著社会的开放,同志开始组织、集体现身、发声,并要求社会的肯认与全新的身分。争取认同的过程,伴随著台湾解严后媒体的商业竞逐,让“异性恋社会”开始对同志产生好奇。

2019年5月14日,台北立法院外,团体“婚姻大平台”在青岛东路上举行“协商不能退”集会,一名参加者穿上婚纱。
2019年5月14日,台北立法院外,团体“婚姻大平台”在青岛东路上举行“协商不能退”集会,一名参加者穿上婚纱。摄:陈焯煇/端传媒

两面战争:世界尚没有你的名字,却先认识了艾滋

当性别身分与疾病发生张力,也让同志运动走上“不得不为”的关卡,集体待在暗柜中的空间越来越少。

1990年,台湾第一个同志团体、女同志团体“我们之间”成立。根据“再现.抵抗.瓦解:一次重访台湾同志污名史的邀请”发起人蔡雨辰的研究,“我们之间”是一个神奇的组织,既没有立案,也非从校园发起,但却能保护成员的隐私、又能维持营运,还拥有超过四千人的会员。蔡雨辰以组织发行的刊物《女朋友杂志》为例,这群人并非全是文字工作者,而是在白天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仅在出刊前再相约制作刊物,刊物上绝大多数文章也是匿名发出。

在性别不友善的年代,隐姓埋名是一种集体现身的策略,一同抵御外界对同志族群的恶意,也保护每个个体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干扰的空间。但,解严后百花齐放、追求收视率的媒体,也持续试图翻越同志的“匿名”保护城墙,一窥究竟。这让一般阅听大众首次接触到“同志”的形象,势必是猎奇、窥视的。

1992年,台视新闻“世界报导”记者璩美凤以携带针孔摄影机方式,潜入一家统领百货后方的女同志酒吧Heaven
II偷拍,由主播张雅琴播出时,不但有璩美凤以神秘的语气旁白“现在画面上像男人的人,其实都是女人……”等语,且影射知名歌手潘美辰亦是女同志。节目播出后,曾引发当中一名遭偷拍女同志自杀,酒吧顾客人心惶惶。“我们之间”发起连署抗议,收到一千多名民众支持,登上媒体版面,展开了90年代同志行进主流社会的第一步。

同志在90年代的现身,除了解严后的社会气氛开放、各种边缘族群纷纷展开身分认同运动之外,全球艾滋病的流行,也使同志族群受到的污名逐年增加。当性别身分与疾病发生张力,也让同志运动走上“不得不为”的关卡,集体待在暗柜中的空间越来越少。

根据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艾滋治理与在地行动》所整理的“台湾艾滋大事记”,1981年,美国通报首例艾滋病病毒。由于无药可医,又有相当机率透过男同志间常见性行为(肛交)传染,早年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甚至误称此病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乏症候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助长了世人对于“艾滋等同于同志”的误解。

著名同运人䃼家威。
著名同运人䃼家威。摄:陈焯煇/端传媒

1985年,台湾出现第一例本国人罹患艾滋的病例,患者为男同志,卫生署即开始对艾滋病进行防疫,防疫策略却是与警政署联手,针对男同志与男同志性工作者进行加强检验。该年12月,卫生署发布公报指“一般过正常生活的人,并没有感染这种病的危险。”这“正常生活”直指同志的“不正常生活”,在社会大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6年,台湾出现首例因艾滋病而去世的本土案例,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与拒斥,开始在社会上蔓延。1987年,一名考上师大的研究生田启元在入学前验出艾滋,历经波折后,遭校方退学。虽然在几经抗争后,师大校方让田启元复学,其后却启动对入学学生的艾滋病筛检程序,让艾滋感染学生受教权大受影响。

1993年,台湾发现首例因输血(而非性行为)感染艾滋的病例,原因是空窗期无法验出HIV病毒,因此同年的11月起,捐血者的血液报告不再告知是否感染HIV病毒,以防患者利用捐血机会来检验艾滋。于1998年起,规定捐血者所捐血液要经过检验确定无病毒后才可使用。事实上,90年代“捐血验艾滋”的案例,还是肇因于艾滋检验途径与资源不足,艾滋患者也并不仅限于男同志。但在艾滋病流行之后,同志除了面对社会异样的眼光,也要对抗艾滋病的污名。这场战争,即便到同婚合法化的那一天,都还未能结束。

在社会对艾滋越来越恐惧的同时,同志寻找彼此与现身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93年,台大成立第一个校园男同志社团GC(gay
chat)社,此后,各大专院校的同志社团纷纷成立。1995年,于“新公园事件”中,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为重新规划博爱特区,破坏了男同志寻求伴侣的据点新公园,促使全台首个男同志联盟性质的组织“同志空间行动阵线”组成。在逐步的累积下,同运已成百花齐放之势,且开始常规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2019年同婚法案表决前夕,台大城乡所教授毕恒达投书回忆,“1996年是台湾神奇的一年”。毕恒达列举,当年“公营电台与商业电台分别推出第一个同志节目、报纸出现第一个常态的同志专栏、不同宗教中首次成立同志团体、第一个同志出版社成立、第一届皇冠百万小说首奖由女同志小说《逆女》获得、第一个同志商业杂志《热爱:G&L》杂志出版。”虽然在1997年,由警察临检同志而生的“常德街事件”再度让同志以负面形象跃上版面;但也正在同一年,香港明星张国荣在舞台上公开出柜,由于其在台湾的高知名度,其“出柜”之举,在一般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同志而言,好消息与坏消息交错出现,历史就要迎来关键的一年。

1998年前传:挺同、反同力量90年代数度交手

图:端传媒设计部

整个90年代,即是同志群聚现身,与异性恋话语体系对话、斗争并要求平权的过程,这样的战争,在1998年来到高峰,也催生了同志咨询热线成立、晶晶书库开张,与祁家威争取“结婚”行动等重要同运里程碑。

在诸多事件的刺激之下,台湾同志迎来了属于所有人的热线电话。热线社群资源部主任许家玮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自己人可以帮助自己人’,LGBT可以回馈给自己的社群,同志也更能了解同志在生活上、社会上遇到的困难。”1998年6月21日,同志咨询热线开始提供服务,一开始是一周三晚接听电话,发展至今,逐步增加已经可以提供一周五晚的电话服务。

20年来同志谘询热线通话数据。
20年来同志谘询热线通话数据。
20年来同志谘询热线通话数据。端传媒设计部

刚成立的热线,很快就发挥了功能。1998年8月2日,台视事件重演,华视《华视夜间新闻》的〈新闻特搜队〉单元播放名为“女同性恋酒吧、另类乐园”的报导,记者谢絜修、荣昊北得到部分股东私下同意进入采访,并将摄影机藏在挖洞的包包里偷拍,引起同志们的恐慌与愤怒。8月12日,“我们之间”再度发起连署,对华视新闻部主任李四端及记者谢絜修、荣昊北表达强烈抗议。

1998年11月,台北市知名同志酒吧taboo发生同志坠楼事件。一对男同志在酒吧发生争吵,一人作势跳楼,却失足坠落身亡。事发后,媒体大量以猎奇与充满偏见的语气报导:“当男人爱上男人
同志不同心 补校生轻生”“玻璃情人 难逃致命迷思”“各自有女友 却陷入热恋 社会规范如枷锁 抑郁的心很脆弱”或“同志谈爱 遮遮掩掩”“同志寻欢

偷偷摸摸”,内文则说“台大表示,同性恋学生的生活圈子很窄,个性较封闭,对感情的占有欲也较强”(中国时报)“连照顾他的阿姨都蒙在鼓里。足见同性恋者在外界异样看待之下压抑了自我,以致一旦争风吃醋,极易陷入迷思,酿成憾事。”(中国时报)“同志之爱
他俩热恋三个月 容不下一粒砂”

这次,与二月份的“高二男生割腕事件”不同,同志不再只待在家里看报纸生气、伤神,同志咨询热线马上筹办了一个座谈会,对同志友善的专家齐聚一堂,座谈会名称即为“谁杀了同性恋?”

为了举办这场座谈会,当年热线“倾全机构之力”,发动所有成员,全面检视主流教育体系教材与出版品,对于经常发表有关同志偏见、否定青少年同志的“伪专家”论述,逐页检视、详细列出各种论述的出处,并一一提出热线的回应,整理成《是谁杀了同性恋座谈会手册》。举例而言,当年十分流行青少年同志只是“假性同性恋、过渡期”的说法,就是热线重点反驳的言论之一。

这本手册可说是台湾同运史上首见,对于同志偏见论述进行“大体检”的报告。热线直接将主流媒体习惯访问的“同性恋专家”称为“伪专家”,整理了1998年之前媒体、学界与一般舆论对于同志的论述方式,毫无疑问是研究90年代前同志刻板印象的重要文件。在当年发生的常德街事件中,相关团体也同样再度集结出击。渐渐地,同志不再是任凭主流描述,而无力提出自己的语言回击的群体。

常德街事件

在台北新公园(今二二八纪念公园)关闭后,许多男同志转移到公园旁、台大医院旧馆前的常德街,延续新公园里同志的社交活动。事件发生于1997年7月31日,员警(部分荷枪)在常德街展开大规模拦街临检,将四十多名民众带回警局拍照,其中有人遭非法拘留、夜间侦讯,强迫拍照存证,并威胁通知家人。
2019年5月24日,婚权平台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办“幸福起跑线Wedding Party”,为多对同婚登记的新人庆祝。
2019年5月24日,婚权平台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办“幸福起跑线Wedding Party”,为多对同婚登记的新人庆祝。摄:林振东/端传媒

1998年,同样也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上路的一年。该年,教育部于《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中,将“两性教育”列为重大议题,明订融入在各学习领域中,开启后来的性别平等教育先声。性平教育对于同志具体处境的改善甚多,不但让男女平权观念深植学生心中,后来也让“同志”概念能出现在课本上。长期潜移默化下,造就了对同志友善的一代青年,也成为二十年后支持同婚的主力。

除了社运团体的耕耘、教材提供友善的世界观,网路的兴起,也提供台湾新世代同志争取平权、寻求协助的空间。台湾网际网路自1994年开始发展,第一家民间业者开始提供拨接上网,半年后,两大国营业者中华电信Hinet拨接服务与资策会SEEDNet种子网路继而上路,正式迎来网路时代。网路的匿名性提供了同志安心现身的空间,也让同志之间的交友与信息交流得以跨越地域限制,不必立即出柜,也能得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一开始,各大bbs同志版多以motss(memory of the same
sex)为名,直读难明其义,且男女同志不分。同样是在1998年,同志需求已经大到必须分众而居,该年,台湾大型bbs站台ptt的motss版投票决议“分家”,男女同志分别揪团成立gay版、lesbian版,后来不少bbs站也跟随这样的潮流,motss版逐渐走入历史。在bbs版面上,信息交流更加庞大,交友需求也可以开始得到满足;同时经典的同志文学作品被转贴,同样也加温了同志生命与虚拟故事的写作与阅读风潮。该年,首届全球华文同志文学奖开跑,虽然后继未持续举办,却咸认为是台湾同志文学的分水岭。

同志书写文类逐渐成熟,成为台湾在华文文学世界的独特地景。有人写作、有人出书,会出现书店亦不足为奇。全台第一间同志书店“晶晶书库”同样在1998年开始筹备,于1999年1月1日开张。

热线成立的同一天,台湾发布了一张同志专辑《拥抱》,由角头音乐发行。在当年的其中一个专辑文案中,直接说道“替没有声音的说话,赋予没有名字的,一个名字。”虽然华人世界首张同志专辑,当数1997年由同志友善牧师张懋禛统筹制作的《抚摸》,但第二张《拥抱》由当时在地下乐团届小有名气的的五月天制作录音,并担纲多数词曲创作,作为流行音乐产品更为成熟、也流传更广,且吸引一般歌迷注意。其中《拥抱》、《爱情的模样》、《透露》、《明白》与《雌雄同体》等歌曲相继出现在五月天的正式专辑中,只是歌词略有修改,稍稍模糊了原本同志歌曲的色彩。

隔年,五月天与滚石唱片签约,成为接下来二十年的华人世界知名主流摇滚乐团,迄今不衰。在1998年,无论是摇滚乐或同志开始从“地下”走上主流舞台,正是各种边缘族群开始缓步上升、走向中心的一个波段。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逾四万人冒雨参加。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逾四万人冒雨参加。摄:陈焯煇/端传媒

解严、选举、同运走向主流政治

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了全新的赛局,让边缘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缝隙进行突破。

这些活力与解严脱不了关系,解严十年,寻找自我认同的动力冉冉上升,正到了第一次的收获期。1996年总统直选后,台湾陷入选举热。当年火红的小说朱少麟《伤心咖啡店之歌》当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了1998年台湾的政治氛围:

那司机把烟熄了,烟蒂丢出窗外。他并不把计程表按下,却转回头看素园,慢条斯理,他问:“小姐,投票了没?”

又来了。自从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以后,搭出租车变成了一场强迫性的斗智游戏。从同仁那边,素园听过了不少的出租车奇遇:一个外省第二代同仁在出租车里,与拥黄的国民党籍司机疲劳激辩一个多小时;而不懂台语的人被拥陈派赶出车子;操台语的却跟拥赵派司机吵了起来。

现在素园快速把车里瞄了一圈,没有“青溪”的标志,没有绿十字旗,没有任何贴纸可供辨识。汽车音响里的卡带,不是《春天的花蕊》,连司机的口音也不透露任何信息,既不像外省人,又不是台语。

“选谁都一样啊,只要他尊重民意,就是个好市长。”素园展开游离战术。

“那你不觉得黄大洲做得不错吗?台北十项建设,你看多不简单?”司机说。

司机的表情有一丝调侃,分明是欲擒故纵。素园押注似的豁出去说:“我不这么认为。”

“好!给你载!”司机拨下计程表,开动车子。

自1996年开始,全民第一次享受“一人一票选总统/市长”的狂热,1998年的市长选举,有当时三大政治新星陈水扁、马英九、赵少康一齐参战,全台北市民各拥其主、疯狂辩论,谁也不知道选举结果将会如何。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了全新的赛局,让边缘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缝隙进行突破。选举前夕,同志友善的行动者组成“1998选举同志人权联盟”,发表“同志人权宣言”,并邀三党市长候选人签署,获得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及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回复支持。

喀飞回忆,当年“在两人(陈水扁与马英九)选战打的激烈火热之际,同志团体的政策问卷虽还说不上造成震撼影响,却也在这次选战中激起涟漪阵阵。”

此后,台湾同志运动走入主流。作为同志尊严主要地标的同婚立法,随著每次选举的摆荡循环,缓步前进。最终在2013年与2016年的立法、2017年释宪、2018年公投的数次来回交战后,迎来2019年5月24日的同婚生效日。

其后,台湾同志运动曲曲折折,历经挺同、反同公投的激辩与洗礼,终在2019年迎来一句坦荡的“我是同志!”从此后,台湾人无论爱上了什么性别的对象,都有合法成婚成家的权利。虽然不能说所有同志问题都能在婚姻合法化之后解决,但仍可说是同志尊严的重要进展。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同志既已能走上合法婚姻之路、网路上又有丰富的同志资源,从1998年走来的同志咨询热线,接下来的任务会是什么?

1998年至2018年同志谘询议题变化。每通谘询电话可能同时涵盖多个议题,图中仅取前四高的议题呈现逐年变化。這些议题包括感情议题(寻求伴侣/感情困扰/亲密关系暴力)、自我认同(自我认同/社会压力及歧视/宗教议题)、交友资讯(询问同志聚会场所/交友管道)、家庭议题(向家人出柜与否/家庭压力/同志亲人来电/亲子暴力)、艾滋与性议题、法律谘询、其他(生涯谘询/找其他义工/其他)。端传媒设计部

我们还是要去接住最底层的人。

热线社群资源部主任许家玮

“这几年因为公投而出柜的人数变多,是蛮明显的,那也会有一些新的效应。我们就接到很多父母打来,就说我孩子昨天(因为双方争执公投而)出柜了。因为立法、公投的进度,也有很多异性恋打来,有一种是说他太支持了,导致家人怀疑他是,还有一种是打来问我们运动近况,来鼓励我们,或者很积极地问‘我可以做什么?’他自己其实不是(同志),但看到反同的文宣觉得受不了,想打来为同志作一些事情。平常就比较少这种电话。”

“我觉得现在咨询电话定位变得不太一样。早年任何同志朋友都会打来求助,现在是科技进步,一般人会去找朋友,不会先打咨询电话。咨询电话我觉得变成最下面的安全网,就是上面这些支持网他都缺乏的人,他才会来打电话。”许家玮说,“我们还是要去接住最底层的人。”

“或者是说,连朋友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法律问题,或者艾滋病有关的,因为不确定,只好打来一个可靠的管道询问。有些家庭的问题,例如怎样跟父母沟通,都还是大家会打来咨询的重点。”彭治镠回忆,“又或者有些异性恋男性,他去找了女性性工作者,怕自己可能感染艾滋病,他也会打来讲,因为政府把艾滋病防治的资源大量投在男同志这边,反而让异性恋要咨询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咨询谁,找来找去(网路搜寻)我们都排第一个,只好打给我们。还有因为信仰,约好跟女朋友不婚前性行为,结果自己先跟其他人发生了关系的异男,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也会来跟我们说。那其实这些烦恼,我们都会尽量去听。”

自1998年到2019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变的是,永远都有为性与性别所苦的人。但这趟台湾同志争取平等婚权的故事,当可成为所有人的希望:即便是在二十年前还未拥有名字的“那个”、躲在阴暗角落的“病态”,依然可能有尊严回复、正名成婚的一天。

台湾同婚法案LGBTQIA台湾

个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by Carol Hanisch

February, 1969

For this paper I want to stick pretty close to an aspect of the Left debate commonly talked about—namely “therapy” vs. “therapy and politics.” Another name for it is “personal” vs. “political” and it has other names, I suspect, as it has developed across the country. I haven’t gotten over to visit the New Orleans group yet, but I have been participating in groups in New York and Gainesville for more than a year. Both of these groups have been called “therapy” and “personal” groups by women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more political.” So I must speak about so-called therapy groups from my own experience.

The very word “therapy” is obviously a misnomer if carried to its logical conclusion. Therapy assumes that someone is sick and that there is a cure, e.g., a personal solution. I am greatly offended that I or any other woman is thought to need therapy in the first place. Women are messed over, not messed up! We need to change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not adjust to them. Therapy is adjusting to your bad personal alternative.

We have not done much trying to solve immediate personal problems of women in the group. We’ve mostly picked topics by two methods: In a small group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take turns bringing questions to the meeting (like, Which do/did you prefer, a girl or a boy baby or no children, and why? What happens to your relationship if your man makes more money than you? Less than you?). Then we go around the room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from our personal experiences. Everybody talks that way.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we try to sum up and generalize from what’s been said and make connections.

I believe at this point, and maybe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that these analytical sessions are a form of political action. I do not go to these sessions because I need or want to talk about my ”personal problems.” In fact, I would rather not. As a movement woman, I’ve been pressured to be strong, selfless, other-oriented, sacrificing, and in general pretty much in control of my own life. To admit to the problems in my life is to be deemed weak. So I want to be a strong woman, in movement terms, and not admit I have any real problems that I can’t find a personal solution to (except thos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apitalist system). It is at this point a political action to tell it like it is, to say what I really believe about my life instead of what I’ve always been told to say.

So the reason I participate in these meetings is not to solve any personal problem.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we discover in these groups is that personal problems are political problems. There are no personal solutions at this time. There is only collective action for a collective solution. I went, and I continue to go to these meetings because I have gotten a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which all my reading, all my “political discussions,” all my “political action,” all my four-odd years in the movement never gave me. I’ve been forced to take off the rose colored glasses and face the awful truth about how grim my life really is as a woman. I am getting a gut understanding of everything as opposed to the esoteric,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s and noblesse oblige feelings I had in “other people’s” struggles.

This is not to deny that these sessions have at least two aspects that are therapeutic. I prefer to call even this aspect “political therapy” as opposed to personal therapy. The most important is getting rid of self-blame. Can you imagine what would happen if women, blacks, and workers (my definition of worker is anyone who has to work for a living as opposed to those who don’t. All women are workers) would-stop blaming ourselves for our sad situations? It seems to me the whole country needs that kind of political therapy. That is what the black movement is doing in its own way. We shall do it in ours. We are only starting to stop blaming ourselves. We also feel like we are thinking for ourselv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lives. As the cartoon in Lilith puts it, “I’m changing. My mind is growing muscles.” Those who believe that Marx, Lenin, Engels, Mao, and Ho have the only and last “good word” on the subject and that women have nothing more to add will, of course, find these groups a waste of time.

The groups that I have been in have also not gotten into “alternative life-styles” or what it means to be a “liberated” woman. We came early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ll alternatives are bad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Whether we live with or without a man, communally or in couples or alone, are married or unmarried, live with other women, go for free love, celibacy or lesbianism, or any combination, there are only good and bad things about each bad situation. There is no “more liberated” way; there are only bad alternatives.

This is part o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ies we are beginning to articulate. We call it “the pro-woman line.” What it says basically is that women are really neat people. The bad things that are said about us as women are either myths (women are stupid), tactics women use to struggle individually (women are bitches), or are actually things that we want to carry into the new society and want men to share too (women are sensitive, emotional). Women as oppressed people act out of necessity (act dumb in the presence of men), not out of choice. Women have developed great shuffling techniques for their own survival (look pretty and giggle to get or keep a job or man) which should be used when necessary until such time as the power of unity can take its place. Women are smart not to struggle alone (as are blacks and workers). It is no worse to be in the home than in the rat race of the job world. They are both bad. Women, like blacks, workers, must stop blaming ourselves for our “failures.”

It took us some ten months to get to the point where we could articulate these things and relate them to the lives of every woman. It’s importa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what kind of action we are going to do. When our group first started, going by majority opinion, we would have been out in the streets demonstrating against marriage, against having babies, for free love, against women who wore makeup, against housewives, for equality without recognition of bi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god knows what else. Now we see all these things as what we call “personal solutionary.” Many of the actions taken by “action” groups have been along these lines. The women who did the anti-woman stuff at the Miss America Pageant were the ones who were screaming for action without theory. The members of one group want to set up a private daycare center without any real analysis of what could be done to make it better for little girls, much less any analysis of how that center hastens the revolution.

That is not to say, of course, that we shouldn’t do action. There may be some very good reasons why women in the group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at the moment. One reason that I often have is that this thing is so important to me that I want to be very sure that we’re doing it the best way we know how, and that it is a “right” action that I feel sure about. I refuse to go out and “produce” for the movement. We had a lot of conflict in our New York group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do action. When the Miss America Protest was proposed, there was no question but that we wanted to do, it. I think it was because we all saw how it related to our lives. We felt it was a good action. There were things wrong with the action, but the basic idea was there.

This has been my experience in groups that are accused of being “therapy” or “personal.” Perhaps certain groups may well be attempting to do therapy. Maybe the answer is not to put down the method of analyz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favor of immediate action, but to figure out what can be done to make it work. Some of us started to write a handbook about this at one time and never got past the outline. We are working on it again, and hope to have it out in a month at the latest.

It’s true we all need to learn how to better draw conclusions from the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we talk about and how to draw all kinds of connections. Some of us haven’t done a very good job of communicating them to others.

One more thing: I think we must listen to what so-called apolitical women have to say—not so we can do a better job of organizing them but because together we are a mass movement. I think we who work full-time in the movement tend to become very narrow. What is happening now is that when non-movement women disagree with us, we assume it’s because they are “apolitical,” not because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thinking. Women have left the movement in droves. The obvious reasons are that we are tired of being sex slaves and doing shitwork for men whose hypocrisy is so blatant in their political stance of liberation for everybody (else). But there is really a lot more to it than that. I can’t quite articulate it yet. I think “apolitical” women are not in the movement for very good reasons, and as long as we say “you have to think like us and live like us to join the charmed circle,” we will fail. What I am trying to say is that there are things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apolitical” women (I find them very political) that are as valid as any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we think we have. We should figure out why many women don’t want to do action. Maybe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action or something wrong with why we are doing the action or maybe the analysis of why the action is necessary is not clear enough in our minds.

CLICK HERE to watch a recent (2007) action with consciousness-raising testimony showing how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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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同性恋杂志,如何在美国反同的 1950 年代为群体发声?| 石墙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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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9 minutes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通常都能意识到他们将会创造历史,并为之写下洋洋洒洒的判决书,但在 1958 年 1 月 13 日这一天,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从法庭内传出一句加起来都不到 30 个单词的句子,上面甚至没有签名:

复审请求已被接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被撤销。罗斯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守在华盛顿的律师没能第一时间得到判决已出的消息。代理此案的埃里克·朱尔伯(Eric Julber)甚至都还不知道最高法官们在几天前已经决定审阅这桩事关杂志审查的案件。临出发前往华盛顿之时,朱尔伯还在告诉这本名为《ONE》的杂志的创始人唐·斯雷特(Don Slater):“在每一百个提起上诉的案件中,他们大概只会挑一个审理。”他安慰斯雷特:“法官们会喜欢这个案子的。这是改写法律的机会。”

胜诉的消息传达杂志社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杂志社的一名职员吉姆·凯普纳(Jim Kepner)放下电话赶紧跑去报刊亭,想找些权威消息确认。《洛杉矶时报》没有、旧金山来的报纸里也没有。最后在《纽约时报》第 35 版的侧栏里,他找到了一带而过的句子,“在一份判决中,最高法院撤销了对于一本杂志的禁令,这本杂志处理与同性恋相关的议题。”

这便是朱尔伯所说的改写法律的机会了。在这起《ONE》杂志和负责杂志内容审查的美国邮政部门的官司中,最高法院站在了杂志这一边,认定《ONE》杂志刊载的内容并不淫秽,因此可以正常发行。这一判决保护了《ONE》对于同性恋议题表达观点和看法的权利,而如今的历史学者会在此之上不厌其烦地强调,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处理与同性恋相关的案件。“通过保护《ONE》,”南加州大学法律教授大卫·克鲁兹(David Cruz)说,“最高法院促进了同性恋文化的繁荣以及社区感,而在当时联邦政府正在对可疑的同性恋者施加压力。”

“(这起官司)把同性恋群体放在了通往自由的道路之上。”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院乔纳森·兰奇(Jonathan Rauch)说。

回到 1958 年,没有人能料到这个结果。胜利来得太快,也太突然了。《ONE》的另一位创始人戴尔·詹宁斯(Dale Jennings)在家里接到了朋友报喜的电话。詹宁斯对着电话发了脾气:“听着,别开玩笑了。如果是 2000 年,我们可能赢,但不是今天。”

詹宁斯有充足的理由能够怀疑这个结果。二战结束后的 1950 年代,经济蓬勃发展,一切看上去还是欣欣向荣,但笼罩着整个社会的保守氛围,还要等待没有遭遇过战争创伤的婴儿潮一代进入青春期,才能够被逐渐驱散。而在传统价值观仍然把持着美国之时,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迫害开始殃及同性恋者的生存权益。

“在 1950 年,联邦政府开始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尝试,以便找出并驱离在所有政府部门工作的同性恋者。”乔伊斯·默多克(Joyce Murdoch)与戴博·普莱斯(Deb Price)在合著的《法庭正义:同性恋全体诉美利坚合众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在联邦政府看来,同性恋群体与共产党员、民权人士一样都对美国当下的民主体制有害。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则在 1960 年宣称,“对美国危害最大的三个族群分别是,共产分子、披头族、书呆子。”其中就影射了整个同性恋群体。

约翰·德米里奥(John D’Emilio)的研究指出,从 1953 年开始联邦政府就启动了系统性的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管控,并且指使联邦调查局建立一个对于同性恋者的监视系统。“地方联邦调查局也搜集关于同性恋酒吧的数据,并且将其他同性恋者经常访问的地点汇总成列表。”而联邦政府的行为造就了大批受害的同性恋者,詹宁斯就是其中之一。

詹宁斯(Dale Jennings)留给世人两张气质迥异的肖像。戴起圆框眼镜、梳着大背头的他斯斯文文,像个在律所上班的年轻人。而当他摘下眼镜,蓄起胡须,就有了几分美国西部牛仔的样子。他出生于美国德州,后来在丹佛地区长大,参与过二战,退伍后在南加州大学学过两年电影。有过三次短暂的婚姻之后,他开始意识到性取向并不应该只有异性恋和同性恋。性取向应该是一个光谱,用任何一个标签去框限它都是危险的。

1952 年,詹宁斯 35 岁了。春天的一个晚上,他打算出门去看电影。跑了两家影院,都没有找到想看的影片。在寻找第三家影院的途中,他经过一间公共厕所,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一个“大块头,长相粗犷”的人盯上了。他一直尾随着詹宁斯,直到进入他的公寓。詹宁斯起初以为他要被抢劫了,但随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钓鱼执法同性恋者的警察。警察向他出示了警徽,拷着他回到了警局。

对同性恋者的钓鱼执法在当时司空见惯,一直到 1960 年代末才有所收敛。大部分此类案件都不会最终走上法律程序。但詹宁斯却在随后被移送检察官起诉。尽管经过 10 天的案件审理,陪审团最终在 7 月初以 11:1 认定詹宁斯无罪,并将其当庭释放,但詹宁斯的怒火却无法平息。

詹宁斯当时隶属于一个同性恋权益组织马塔辛社团(Mattachine Society),詹宁斯意识到一些同僚,虽然支持他的申诉,但却并不相信他对于整个案件过程的还原。而经历过整个案件的他也同样发现,马塔辛社团以往的活动过于封闭并且强调对于同性恋群体自身教育意义,而非面向普罗大众的政治行动。

1952 年 10 月,马塔辛社团中的一批人聚集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一家书店。会议结束,他们决定创办一本杂志,以便改变更多人对于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当事人们日后对于是谁提出了创办杂志的想法产生了分歧,但在更大众的论述中,这个头衔被归到了詹宁斯身上。詹宁斯成为了这本杂志的副总裁,斯雷特则担任秘书一角,而总裁则是马丁·布洛克(Martin Block)。他们三人组成了最初的编委,而詹宁斯承担起了主编的职责。

1953 年 1 月,洛杉矶市中心酒吧的客人们开始在店内发现这本新杂志。它很薄,也就二三十页,定价 20 美分,相当于今天的不到 2 美元,但通常会加价到 25 美分售卖,差不多也是当时一杯啤酒的价钱。第一期的封面如今看来也算得上是古怪,铅灰的底色上,三道紫色的竖条纹在中间偏右的位置贯穿而过,包裹着杂志的名字《ONE》。底下的几行小字写着当期杂志收录的文章篇名,《被起诉就是有罪》《向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报告》。

在《被起诉就是有罪》中,詹宁斯尽情地宣泄了自己的愤怒与困惑。“在我被捕的那一刻,我的名字就不再具有声誉。这起案件将一直留在我的档案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余生中看到它。在一个一旦被起诉就是有罪的处境中,一个人的好声誉没有任何价值,也没有任何意义。”詹宁斯确立了《ONE》早期激进而有大胆的风格。数十年后,在写给斯雷特的信中,詹宁斯承认他特立独行的激烈做法,与他当时的低自尊心态相关。

《ONE》的第一期杂志是在詹宁斯姐姐住处的地下室中印刷的,要找到愿意销售杂志的渠道也并不容易。很多个夜晚,他们都在街头寻找可能对杂志感兴趣的路人,一对一兜售。但很快,《ONE》就因为同性恋题材、深刻的论述、大胆的社论、以及统一的设计风靡开来。几个月以后,杂志发行量就超过了 2000 本,并在 1950 年代末达到了 5000 本的量级。历史学者如今都将《ONE》认定为美国第一本获得全国性影响力的同性恋杂志。而随着影响力的扩大,《ONE》杂志开始接到许多邮政订阅的订单,也不可避免地迎头撞上了邮政部门的审查。

成立于 18 世纪末的美国邮政总局,是隶属于联邦政府下的独立机构,承担全美的邮政运输业务。而之所以邮政部分被赋予了审查的权利,则是因为在 1873 年国会通过了一项联邦法案,禁止邮寄“一切淫秽、粗俗、具有挑逗性和色情的书籍、手册、图片、纸张、信件、手稿、印刷品和其他含粗俗猥亵内容的出版物”。这份法案同时授权在邮政部门内部成立一个反色情机构。由于杂志的发行在当时完全依赖于邮政部门提供的运输渠道,因此《ONE》迟早会陷入与邮政部门之间的龃龉。

事实上,就在 1953 年,《ONE》创刊的那一年,洛杉矶当地邮政局查禁了《ONE》的 8 月刊,原因是杂志的封面上写着“同性婚姻?”字样。尽管《ONE》杂志大多以文字形式构成,甚至不含有任何意义上的裸露图片,但在邮政当局看来,同性恋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色情的、恶心的、不可接受的、反基督的、并且有悖美国精神的”。邮政部门因此认定相关内容是出格而不体面的。洛杉矶邮政局由此扣押了这批杂志长达三个星期之久。

洛杉矶邮政局再次出手则是针对第二年的 10 月刊。有评论认为,这次出手的导火索其实是一位美国参议院在看到了《ONE》的 1954 年 3 月刊之后愤怒至极,并且写信给美国邮政部长,控诉允许一本同性恋议题杂志在美国流通违背道德准则、腐蚀青少年心智、并且对国家安全不利。但也有评论认为,让邮政部门恼怒的是 10 月刊的封面,“你不能印刷”(You Can’t Print it)。这个标题和内文中的几篇漫画、一篇温和的女同性恋文章一起,被看作是一次直接的对于审查的挑衅。洛杉矶邮政局长奥托·奥勒森(Otto Oleson)下定决心,彻底查禁了《ONE》这本杂志。

律师朱尔伯当时是个 30 岁的年轻人,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诉讼。他和《ONE》的创始人结识,是在 1952 年,后者正在寻找律师帮助他们起草负责编纂和发行杂志的公司的章程。愿意为这样一家替同性恋群体发声的杂志服务的律师并不多,朱尔伯对于民权的兴趣让他接下了这份工作。事实上,他也是 10 月刊封面上《你不能印刷》一文的作者,其中他从法律的角度罗列了《ONE》可以规避邮政审查风险的几个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朱尔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ONE》的代理人,并且向法院起诉了奥勒森,指控邮政部门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款。

没有多少法律人士赞同朱尔伯的做法,认为这无异于飞蛾扑火,但后来朱尔伯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个很容易获胜的案件。他们并没有经营一家夜店。他们只是在编写杂志。这是一本很保守的杂志。只是它的主题——同性恋——让它看上去有点‘露骨’。”由此,在指控邮政部门侵犯言论自由之外,他还指责邮政部门涉嫌歧视同性恋群体。

朱尔伯有些过于天真了。1956 年 3 月,洛杉矶地方法院判决邮政部门的禁令有效。1957 年 2 月,位于旧金山的美国第九上诉法院再次站在了邮政部门的这一边。

其中洛杉矶法院法官瑟蒙德·克拉克在判决书中展现了一个标准的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他援引杂志中的一则小说,其中一名女性回忆起自己与室友的爱情之后决定不与高中就认识的男友结婚,克拉克认定:“(这个片段)很显然是为了激起同性恋者的情欲而创作的。”他同时也在判决书中写道:“本院不支持以下诉求,即同性恋者应当被视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

看到判决,斯雷特和詹宁斯大受打击。虽然《ONE》杂志依然可以绕过邮政系统发行,在路边的报刊亭进行销售,但法院的判决对于整个同性恋群体来说将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朱尔伯尝试说服两位创始人,将这个案子进一步上诉到最高法院。1957 年 6 月 13 日,案子和朱尔伯写的 9 页的上诉书一起被送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办公室里。而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是,那个时候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另一起案件,将为《ONE》带去胜利的希望。

这起案件就是罗斯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塞缪尔·罗斯(Samuel Roth)出生于 1893 年奥匈帝国的一个山村当中。11 岁,他跟随父母,以及另外 200 个移民,一起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他热爱文学,喜欢济慈、雪莱、和斯温伯恩的诗作。23 岁的时候,凭借自己发表的诗和文章,他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几年以后,他说服自己在纽约开了一家小书店的妻子,开办了一家出版文学杂志和邮购书刊的企业,专卖“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和福楼拜等人创作的软色情作品”。

“后来,可能是受够了道德标准和穷困的境遇,也想弥补妻子被赔光的财产,罗斯大胆进入了地下文学产业。”非虚构作品《邻人之妻》的作者盖伊·特里斯如是在这本书中写道,“希望靠贩卖过去的情色作品发家,比如 14 世纪的阿拉伯性爱指导《芳香花园》,里面的插图画了 237 种男人和女人‘交会’时的可能的姿势。”

自 1930 年代开始,罗斯为自己的生意吃够了苦头。他先是被判在福利岛,也就是如今的罗斯福岛上做了三个月的苦役,又在 1936 年被关进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监狱长达三年。1954 年,他的办公室被查抄,超过 5 万册书刊被认定为淫秽而被查抄。1955 年,他再次被卷入一起联邦案件。这一次,再经过层层上诉之后,罗斯的案件终于被摆到了最高法院面前。

罗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捍卫自由的人。特里斯说:“任何企图限制阅读、写作的人都是罗斯的敌人,于是他任凭自己的一生在分歧和报复中度过。”不过,最高法院并不认同罗斯的自我评价。1957 年 4 月,他们听取了控辩双方的陈词。决定在两个月之后作出。在 6:3 的投票中,多数方支持了罗斯有罪的判决,其中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对罗斯尤其气愤,认定罗斯是以低俗广告迎合大众的人,即使他所出版的书本身并不淫秽。罗斯的五年刑期成立,支持审查淫秽材料的人们欢欣鼓舞。

然而,法律的微妙之处在于,尽管罗斯诉美利坚合众国案尽管对于罗斯个人来说是个糟糕的悲剧,但是在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中,他对于淫秽作品下了这样一个标准:“无论对于普通人还是施以现代社会的标准,该材料从整体上来看,它压倒性的主题是为了迎合色情的兴趣。”

这一标准此后在美国法律界被称为罗斯标准。和当时许多的法律人士一样,特里斯认为,罗斯标准意味着“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只要提供了一点点‘社会价值’,就可以逃脱审查……随着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淫秽作品的有罪认定,被禁的小说和青涩艺术电影突然被罗斯标准挽救了回来。”

当然,实际的历史进程要比特里斯描绘的更曲折一些,对于色情作品的认定以及查禁,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始终存有争议,并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有过数次的来回反复。但在当时,罗斯标准的确立确实意味着,淫秽色情指控变得越来越难以成立。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最高法院在面对《ONE》杂志案件时多少有些轻率的态度,作为一个整体的最高法院相信罗斯标准足以认定《ONE》杂志并非淫秽色情,即使
9 位法官在这个案件中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并没有在当时公开投票结果实际上仅仅是 5:4 。

在这起案件中,结果本身要比过程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法庭正义》一书写道,“尽管联邦政府其他部分对于同性恋群体有着强烈的敌意,但是出版物中的同性恋内容并非天然就等同于淫秽色情。一本同性恋杂志可以合法地通过美国邮政系统发行。”也就是说,同性恋群体获得了在舆论场中合法生存并且传播的地位。在判决作出后的两个月,过去曾通过司法部和邮政部门迫使《ONE》停刊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停止了所有的动作。

朱尔伯在 50 年后说:“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因为它告诉同性恋群体,他们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并且有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权利。”从 1958 年到 1967 年因为内部分裂而停刊的这段期间,这本杂志始终在为同性恋群体发声。

最新的一份由历史学家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ONE》与当时更具商业和娱乐性的健身杂志一起构成了最早期的同性恋群体意识。《ONE》的读者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实用性的信息,例如笔友交流、酒吧聚会等。而健身杂志则告诉读者,《ONE》杂志上刊载同性恋相关的严肃报道和评论。两种不同的需求都是同性恋群体意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尽管在 1958 年 2 月发布的新一期《ONE》中,斯雷特看上去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而显得十分鼓舞。“赢得了胜利,《ONE》不仅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法律。这将改变美国同性恋者的未来。”但是在私底下,所有人依然显得十分谨慎。

詹宁斯说:“上帝啊,这来的太快了。我以为我要到老了才能等到这样一个结果。”而在生前最后回忆起 1958 年 1 月 14 日那一天,斯雷特说整个编辑部只是比平常稍显振奋了一些,因为他们大体上都明白,最高法院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大环境并不一致”。

“当然,我们确实松了一口气。在写作和编辑方针上,我们可以更自由。”斯雷特说,“没过多久,我们对于同性恋权益的呼喊就爆发了。”

此时,距离石墙骚乱爆发还有 11 年零 6 个月的时间。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把目光投向石墙酒吧的所在地纽约格林威治区。这里为什么能够成为当时 LGBT 全体的庇护所,并成为现代 LGBT 运动的摇篮?

参考资料:

Vern L. Bullough: Before Stonewall:Activists for Gay and Lesbian Rights in Historical Context

John D’Emilio: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George Haggerty: Gay Histories and Cultures

David Johnson: Buying Gay: How Physique Entrepreneurs Sparked a Movement

Joyce Murdoch, Deb Price: Courting Justice: Gay Men And Lesbians V. The Supreme Court

Gay Talese: Thy Neighbor’s Wife

Whitney Strub: Obscenity Rules: Roth v.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ng Struggle over Sexual 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