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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殺了同性戀(發言稿) – 何春蕤論述資料庫


(這是我1998年12月12日在同志諮詢熱線「誰殺了同性戀」座談會中的發言)

《是谁杀了同性恋》座谈会照片

聽了前面這些精闢的分析,我終於覺悟了為什麼同性戀這麼困苦,因為他們面對了一堆專家的監督和管理,而這些專家還患了不自知的嚴重心理疾病。

第一, 這些專家們患了嚴重的受迫害幻想症。他們不但完全看不見自己對同性戀的迫害,反而認為要是不努力禁止同性戀,同性戀就會像野火般蔓延開來,會使所有心智軟弱的人被感染,會危害到這些異性戀者的安全。就像剛才畢恆達說的一樣,有些人一聽說別人是同性戀就擔心「害怕他會侵犯我」。於是和希特勒一樣,他們認為要是不把猶太人全數撲滅,猶太人就會污染這個世界,因此這些封閉的人採取各種手段,決心消滅異類。像這樣的受迫害幻想症其實很普遍,他們把自己對同性戀的敵意投射到對方身上,反而說是同性戀在危害他們,說穿了,這就只是在掩蓋自己的殘暴作為而已。

第二, 這些專家們患了嚴重的自大妄想症。以為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可敬的,只有自己的存在是神聖的,因此他們畢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期待同性戀的絕跡。他們不斷的幻想同性戀的不存在,即使眼見同性戀,也說同性戀是暫時的、情境的、扭曲的、出身不幸家庭的、沒選擇的、受創傷的、可以矯正的、只是沒碰到合適的對象的。他們要用各種聽來合理的理由,把同性戀說成其實不存在,只是一種假象而已等等。要是不幸必須面對固執的不肯消失的同性戀,這些專家便努力把他們同化、導正。專家們這樣一意的自大妄想這世界只能有像自己這種優秀的人種存在,這種心態實在很可怕。

這麼看來,這些輔導及醫學專家實在是非常危險的人口,他們具有恐怖份子的特性,隨時都有可能利用機會在人群中製造恐慌,他們拼命要「看見」同性戀,以便隔離同性戀,而且隨時都會用同性戀會帶來潛在的危險作為理由,對同性戀進行各種破壞和迫害,這根本就是定時炸彈。像這樣的病態人口,我們竟然容許他們擔任輔導的角色,擔任治療別人的角色,擔任斷定誰正常、誰病態的角色!聽了以上的分析,我們捏一把冷汗。說真的,誰才需要輔導?就是這些號稱領導無知群眾、心胸狹隘的醫學專家和輔導專家們。

不過,我們的注意力也不能只放在「誰殺了同性戀」這個層面上,我們還要思考如何存活,如何好好的活下去。前面有人說國高中都沒有性別教育,我想更正一下,國高中不是沒有性別教育,國高中一向就有充滿歧視的性別教育,使得同性戀青少年的存在困苦萬分,因此我們一定要開始思考新的文化腳本,說不一樣的同性戀故事,陳俊志的「美麗少年」紀錄片就是這樣一個有突破性的文化文本,我們需要廣為流傳,好讓新一代的青少年看到,只要有人支援,有人平常心以待,青少年同志就可以活得好好的,快快樂樂的。

有人說這個片子應該在各個高中放,可是為什麼要高中才能看?有人說是因為高中生比較穩定了,不像國中生還在混亂中摸索,可是妳知道嗎?我們都是在還不識字的時候就開始聽王子公主快樂幸福度日的異性戀故事,那時也沒有人說我們年紀還小,不適合聽這種故事,事實上,我們一生都在聽這類的故事,難怪許多人要終其一生奮鬥努力以作成同性戀。而在這種文化資源一面倒向異性戀的環境中,如果還有人長得成同性戀,我們實在應該仰慕這些同志的毅力,她們的故事應該被我們傳頌,當成勵志的故事,做全民的表率。

回到青少年同志的教育問題,也就是「如何讓青少年同志在教育體制中存活的問題」,我覺得有兩個基本重要的工作要做。

第一, 我們需要對抗自己身上習慣性的憂心、關心、和反應,因為很多時候這種憂心、關心、和反應正反映了原先文化中對同性戀的另眼看待。學校中的老師常常是努力的找尋「有問題」的青少年,以便關心她們,輔導她們。我覺得我們不能不對這種針對青少年同志所發的過度「關愛」有所反省。因為這種針對性本身就有問題。青少年同志和其他青少年一樣,有著類似的各種困難,而她們作為社會中受到年齡歧視的一群人,如果我們真的關心她們,決不是教她們調適自己,改變自己,以適應異性戀的成人社會;相反的,真的關心他,就努力去改變周圍的社會環境,好讓她們活得不要那麼吃力吧!這麼一來,輔導老師加入青少年人權運動就是絕對的必要了。

第二, 大家已經知道我個人不贊成把青少年同志特殊化,也就是不要去想她們生命的真相是什麼,她們的特殊需要是什麼。事實上,我覺得要改變青少年同志的處境,最主要的工作決不是找一本標準的教材,進行一些正確的性教育或性別教育。到了現在,我們需要覺悟教科書的籠罩和統治是另外一種專家統治。我們的工作因此決不是找尋正確知識,而是對手邊所有的材料都進行批判式的閱讀和思考,追求性別的、性傾向的、師生間的徹底平權。依我來看,與其進行什麼特別的性別教育,還不如徹徹底底的把學校中飽受扭曲的民主教育、自由教育、平等教育激進化,在這些基本的相處互動理念上認識「尊重差異」的原則才能一舉改變我們對異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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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ncu.edu.tw/jo_article/1998/12/%E8%AA%B0%E6%AE%BA%E4%BA%86%E5%90%8C%E6%80%A7%E6%88%80/

同婚合法日,回望1998:台湾同志二十年尊严之路

原文: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524-taiwan-lgbt-marriage/

原文: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524-taiwan-lgbt-marriage/

2019年5月24日是台湾同志婚姻法案生效首日,今后,爱上同性的台湾人都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婚恋的权利。这条平权之路走得迢远,1998年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之年。

“我是同志!我是同志!”

2019年5月17日,暴雨之后的阳光里,台湾立法院外青岛东路上,主持人郑智伟正带著群众高喊口号。郑智伟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台湾多直称“同志咨询热线”、“热线”)的社工主任,理著俐落的小平头,戴著黑色鸭舌帽,看来斯文帅气,但嗓音却已因主持了一整个早上而几近沙哑。这一天,主持群在街道上已经站了四个小时,被早上大雨淋得浑身湿透的数万群众,跟他一起应和。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要同志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说出这句话,并非容易的事,遑论万人呐喊。

“早期(1998年)刚成立的时候,大家打电话来,可能连‘同性恋’或‘同志’都说不出口,就是问说‘我是不是?’或者说‘我是不是那个?’‘我孩子会不会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说半天,但说不出口,到底那个是哪个?很多人都说不出口。”同志咨询热线的副秘书长彭治镠回忆,“当时父母打电话来,问的很多是‘那还能不能变回来?’父母对孩子的性向是充满愤怒、悲痛与不舍的,同志对自己的性向,也还有很重、说不出口的羞耻感。”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一对情侣在雨中观看表决过程。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一对情侣在雨中观看表决过程。摄:陈焯煇/端传媒

1998年,是台湾启动同婚释宪运动、也是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同运团体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围的同志运动,在此时来到了与主流社会激烈碰撞的交叉点。

20年后,为因应2017年的大法官748号解释“该如何立法”的问题,2018年台湾社会历经一次激烈的挺同、反同公投拉扯。2019年5月17日,在几经折冲后,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同志婚姻法案。从今而后,当人们爱上与自己相同性别之人,便可以自我指认为“同志”,在台湾法律体系里有了自己的名字。

同志咨询热线,成立于1998年,是台湾最早的全国性同志组织,为同志提供“接线”服务。成立20余年来,聆听了台湾同志的挣扎与徬徨;也见证了同志的名字从98年的“那个”,一路走到立法院前的“我是同志”。而台湾“同婚释宪”运动的起点,与同志咨询热线成立时间同年:1998年,男同志祁家威走进户政事务所,要求与男友登记结婚,被相关单位以“婚姻仅限一男一女”为由拒绝;两年后,祁家威以此申请第一次同婚释宪,虽未能成功,却跨出了历史的重要一步。

1998年,是台湾启动同婚释宪运动、也是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同运团体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围的同志运动,在此时来到了与主流社会激烈碰撞的交叉点。

回到当年的时空,究竟是怎样的情境,催生了全台第一个全国性同志团体?热线回顾,在1998年2月25日,《联合晚报》上刊出一则“高二男生同性恋

一人割腕”的新闻。根据报导指出,“大台北地区某公立高中两名二年级男生,被认为是同性恋”,甲生“被父母毒打,皮开肉绽”,而报导对乙生的叙述则是“拿生命相逼,不准分手,情书缠绵”,同一版面其他报导则以“少年同志:学校说我病态”为题,可以一窥90年代的校园氛围,也能明白热线成立之初,元老们“决定(为青少年同志)做点事情”的迫切感。

事实上,无论是哪个年代,同性恋情一直都存在。早在1983年,白先勇就已经出版知名同志文学《孽子》,1986年翻拍为电影,由当红小生邵昕、知名演员孙越出演。很长一段时间里,《孽子》文本中“遭父亲逐出家门、在新公园荷花池畔游荡”的男同志形象,就是台湾社会对同志的唯一认识。不过,自1990年开始,随著社会的开放,同志开始组织、集体现身、发声,并要求社会的肯认与全新的身分。争取认同的过程,伴随著台湾解严后媒体的商业竞逐,让“异性恋社会”开始对同志产生好奇。

2019年5月14日,台北立法院外,团体“婚姻大平台”在青岛东路上举行“协商不能退”集会,一名参加者穿上婚纱。
2019年5月14日,台北立法院外,团体“婚姻大平台”在青岛东路上举行“协商不能退”集会,一名参加者穿上婚纱。摄:陈焯煇/端传媒

两面战争:世界尚没有你的名字,却先认识了艾滋

当性别身分与疾病发生张力,也让同志运动走上“不得不为”的关卡,集体待在暗柜中的空间越来越少。

1990年,台湾第一个同志团体、女同志团体“我们之间”成立。根据“再现.抵抗.瓦解:一次重访台湾同志污名史的邀请”发起人蔡雨辰的研究,“我们之间”是一个神奇的组织,既没有立案,也非从校园发起,但却能保护成员的隐私、又能维持营运,还拥有超过四千人的会员。蔡雨辰以组织发行的刊物《女朋友杂志》为例,这群人并非全是文字工作者,而是在白天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仅在出刊前再相约制作刊物,刊物上绝大多数文章也是匿名发出。

在性别不友善的年代,隐姓埋名是一种集体现身的策略,一同抵御外界对同志族群的恶意,也保护每个个体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干扰的空间。但,解严后百花齐放、追求收视率的媒体,也持续试图翻越同志的“匿名”保护城墙,一窥究竟。这让一般阅听大众首次接触到“同志”的形象,势必是猎奇、窥视的。

1992年,台视新闻“世界报导”记者璩美凤以携带针孔摄影机方式,潜入一家统领百货后方的女同志酒吧Heaven
II偷拍,由主播张雅琴播出时,不但有璩美凤以神秘的语气旁白“现在画面上像男人的人,其实都是女人……”等语,且影射知名歌手潘美辰亦是女同志。节目播出后,曾引发当中一名遭偷拍女同志自杀,酒吧顾客人心惶惶。“我们之间”发起连署抗议,收到一千多名民众支持,登上媒体版面,展开了90年代同志行进主流社会的第一步。

同志在90年代的现身,除了解严后的社会气氛开放、各种边缘族群纷纷展开身分认同运动之外,全球艾滋病的流行,也使同志族群受到的污名逐年增加。当性别身分与疾病发生张力,也让同志运动走上“不得不为”的关卡,集体待在暗柜中的空间越来越少。

根据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艾滋治理与在地行动》所整理的“台湾艾滋大事记”,1981年,美国通报首例艾滋病病毒。由于无药可医,又有相当机率透过男同志间常见性行为(肛交)传染,早年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甚至误称此病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乏症候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助长了世人对于“艾滋等同于同志”的误解。

著名同运人䃼家威。
著名同运人䃼家威。摄:陈焯煇/端传媒

1985年,台湾出现第一例本国人罹患艾滋的病例,患者为男同志,卫生署即开始对艾滋病进行防疫,防疫策略却是与警政署联手,针对男同志与男同志性工作者进行加强检验。该年12月,卫生署发布公报指“一般过正常生活的人,并没有感染这种病的危险。”这“正常生活”直指同志的“不正常生活”,在社会大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6年,台湾出现首例因艾滋病而去世的本土案例,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与拒斥,开始在社会上蔓延。1987年,一名考上师大的研究生田启元在入学前验出艾滋,历经波折后,遭校方退学。虽然在几经抗争后,师大校方让田启元复学,其后却启动对入学学生的艾滋病筛检程序,让艾滋感染学生受教权大受影响。

1993年,台湾发现首例因输血(而非性行为)感染艾滋的病例,原因是空窗期无法验出HIV病毒,因此同年的11月起,捐血者的血液报告不再告知是否感染HIV病毒,以防患者利用捐血机会来检验艾滋。于1998年起,规定捐血者所捐血液要经过检验确定无病毒后才可使用。事实上,90年代“捐血验艾滋”的案例,还是肇因于艾滋检验途径与资源不足,艾滋患者也并不仅限于男同志。但在艾滋病流行之后,同志除了面对社会异样的眼光,也要对抗艾滋病的污名。这场战争,即便到同婚合法化的那一天,都还未能结束。

在社会对艾滋越来越恐惧的同时,同志寻找彼此与现身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93年,台大成立第一个校园男同志社团GC(gay
chat)社,此后,各大专院校的同志社团纷纷成立。1995年,于“新公园事件”中,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为重新规划博爱特区,破坏了男同志寻求伴侣的据点新公园,促使全台首个男同志联盟性质的组织“同志空间行动阵线”组成。在逐步的累积下,同运已成百花齐放之势,且开始常规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2019年同婚法案表决前夕,台大城乡所教授毕恒达投书回忆,“1996年是台湾神奇的一年”。毕恒达列举,当年“公营电台与商业电台分别推出第一个同志节目、报纸出现第一个常态的同志专栏、不同宗教中首次成立同志团体、第一个同志出版社成立、第一届皇冠百万小说首奖由女同志小说《逆女》获得、第一个同志商业杂志《热爱:G&L》杂志出版。”虽然在1997年,由警察临检同志而生的“常德街事件”再度让同志以负面形象跃上版面;但也正在同一年,香港明星张国荣在舞台上公开出柜,由于其在台湾的高知名度,其“出柜”之举,在一般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同志而言,好消息与坏消息交错出现,历史就要迎来关键的一年。

1998年前传:挺同、反同力量90年代数度交手

图:端传媒设计部

整个90年代,即是同志群聚现身,与异性恋话语体系对话、斗争并要求平权的过程,这样的战争,在1998年来到高峰,也催生了同志咨询热线成立、晶晶书库开张,与祁家威争取“结婚”行动等重要同运里程碑。

在诸多事件的刺激之下,台湾同志迎来了属于所有人的热线电话。热线社群资源部主任许家玮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自己人可以帮助自己人’,LGBT可以回馈给自己的社群,同志也更能了解同志在生活上、社会上遇到的困难。”1998年6月21日,同志咨询热线开始提供服务,一开始是一周三晚接听电话,发展至今,逐步增加已经可以提供一周五晚的电话服务。

20年来同志谘询热线通话数据。
20年来同志谘询热线通话数据。
20年来同志谘询热线通话数据。端传媒设计部

刚成立的热线,很快就发挥了功能。1998年8月2日,台视事件重演,华视《华视夜间新闻》的〈新闻特搜队〉单元播放名为“女同性恋酒吧、另类乐园”的报导,记者谢絜修、荣昊北得到部分股东私下同意进入采访,并将摄影机藏在挖洞的包包里偷拍,引起同志们的恐慌与愤怒。8月12日,“我们之间”再度发起连署,对华视新闻部主任李四端及记者谢絜修、荣昊北表达强烈抗议。

1998年11月,台北市知名同志酒吧taboo发生同志坠楼事件。一对男同志在酒吧发生争吵,一人作势跳楼,却失足坠落身亡。事发后,媒体大量以猎奇与充满偏见的语气报导:“当男人爱上男人
同志不同心 补校生轻生”“玻璃情人 难逃致命迷思”“各自有女友 却陷入热恋 社会规范如枷锁 抑郁的心很脆弱”或“同志谈爱 遮遮掩掩”“同志寻欢

偷偷摸摸”,内文则说“台大表示,同性恋学生的生活圈子很窄,个性较封闭,对感情的占有欲也较强”(中国时报)“连照顾他的阿姨都蒙在鼓里。足见同性恋者在外界异样看待之下压抑了自我,以致一旦争风吃醋,极易陷入迷思,酿成憾事。”(中国时报)“同志之爱
他俩热恋三个月 容不下一粒砂”

这次,与二月份的“高二男生割腕事件”不同,同志不再只待在家里看报纸生气、伤神,同志咨询热线马上筹办了一个座谈会,对同志友善的专家齐聚一堂,座谈会名称即为“谁杀了同性恋?”

为了举办这场座谈会,当年热线“倾全机构之力”,发动所有成员,全面检视主流教育体系教材与出版品,对于经常发表有关同志偏见、否定青少年同志的“伪专家”论述,逐页检视、详细列出各种论述的出处,并一一提出热线的回应,整理成《是谁杀了同性恋座谈会手册》。举例而言,当年十分流行青少年同志只是“假性同性恋、过渡期”的说法,就是热线重点反驳的言论之一。

这本手册可说是台湾同运史上首见,对于同志偏见论述进行“大体检”的报告。热线直接将主流媒体习惯访问的“同性恋专家”称为“伪专家”,整理了1998年之前媒体、学界与一般舆论对于同志的论述方式,毫无疑问是研究90年代前同志刻板印象的重要文件。在当年发生的常德街事件中,相关团体也同样再度集结出击。渐渐地,同志不再是任凭主流描述,而无力提出自己的语言回击的群体。

常德街事件

在台北新公园(今二二八纪念公园)关闭后,许多男同志转移到公园旁、台大医院旧馆前的常德街,延续新公园里同志的社交活动。事件发生于1997年7月31日,员警(部分荷枪)在常德街展开大规模拦街临检,将四十多名民众带回警局拍照,其中有人遭非法拘留、夜间侦讯,强迫拍照存证,并威胁通知家人。
2019年5月24日,婚权平台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办“幸福起跑线Wedding Party”,为多对同婚登记的新人庆祝。
2019年5月24日,婚权平台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办“幸福起跑线Wedding Party”,为多对同婚登记的新人庆祝。摄:林振东/端传媒

1998年,同样也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上路的一年。该年,教育部于《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中,将“两性教育”列为重大议题,明订融入在各学习领域中,开启后来的性别平等教育先声。性平教育对于同志具体处境的改善甚多,不但让男女平权观念深植学生心中,后来也让“同志”概念能出现在课本上。长期潜移默化下,造就了对同志友善的一代青年,也成为二十年后支持同婚的主力。

除了社运团体的耕耘、教材提供友善的世界观,网路的兴起,也提供台湾新世代同志争取平权、寻求协助的空间。台湾网际网路自1994年开始发展,第一家民间业者开始提供拨接上网,半年后,两大国营业者中华电信Hinet拨接服务与资策会SEEDNet种子网路继而上路,正式迎来网路时代。网路的匿名性提供了同志安心现身的空间,也让同志之间的交友与信息交流得以跨越地域限制,不必立即出柜,也能得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一开始,各大bbs同志版多以motss(memory of the same
sex)为名,直读难明其义,且男女同志不分。同样是在1998年,同志需求已经大到必须分众而居,该年,台湾大型bbs站台ptt的motss版投票决议“分家”,男女同志分别揪团成立gay版、lesbian版,后来不少bbs站也跟随这样的潮流,motss版逐渐走入历史。在bbs版面上,信息交流更加庞大,交友需求也可以开始得到满足;同时经典的同志文学作品被转贴,同样也加温了同志生命与虚拟故事的写作与阅读风潮。该年,首届全球华文同志文学奖开跑,虽然后继未持续举办,却咸认为是台湾同志文学的分水岭。

同志书写文类逐渐成熟,成为台湾在华文文学世界的独特地景。有人写作、有人出书,会出现书店亦不足为奇。全台第一间同志书店“晶晶书库”同样在1998年开始筹备,于1999年1月1日开张。

热线成立的同一天,台湾发布了一张同志专辑《拥抱》,由角头音乐发行。在当年的其中一个专辑文案中,直接说道“替没有声音的说话,赋予没有名字的,一个名字。”虽然华人世界首张同志专辑,当数1997年由同志友善牧师张懋禛统筹制作的《抚摸》,但第二张《拥抱》由当时在地下乐团届小有名气的的五月天制作录音,并担纲多数词曲创作,作为流行音乐产品更为成熟、也流传更广,且吸引一般歌迷注意。其中《拥抱》、《爱情的模样》、《透露》、《明白》与《雌雄同体》等歌曲相继出现在五月天的正式专辑中,只是歌词略有修改,稍稍模糊了原本同志歌曲的色彩。

隔年,五月天与滚石唱片签约,成为接下来二十年的华人世界知名主流摇滚乐团,迄今不衰。在1998年,无论是摇滚乐或同志开始从“地下”走上主流舞台,正是各种边缘族群开始缓步上升、走向中心的一个波段。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逾四万人冒雨参加。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逾四万人冒雨参加。摄:陈焯煇/端传媒

解严、选举、同运走向主流政治

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了全新的赛局,让边缘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缝隙进行突破。

这些活力与解严脱不了关系,解严十年,寻找自我认同的动力冉冉上升,正到了第一次的收获期。1996年总统直选后,台湾陷入选举热。当年火红的小说朱少麟《伤心咖啡店之歌》当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了1998年台湾的政治氛围:

那司机把烟熄了,烟蒂丢出窗外。他并不把计程表按下,却转回头看素园,慢条斯理,他问:“小姐,投票了没?”

又来了。自从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以后,搭出租车变成了一场强迫性的斗智游戏。从同仁那边,素园听过了不少的出租车奇遇:一个外省第二代同仁在出租车里,与拥黄的国民党籍司机疲劳激辩一个多小时;而不懂台语的人被拥陈派赶出车子;操台语的却跟拥赵派司机吵了起来。

现在素园快速把车里瞄了一圈,没有“青溪”的标志,没有绿十字旗,没有任何贴纸可供辨识。汽车音响里的卡带,不是《春天的花蕊》,连司机的口音也不透露任何信息,既不像外省人,又不是台语。

“选谁都一样啊,只要他尊重民意,就是个好市长。”素园展开游离战术。

“那你不觉得黄大洲做得不错吗?台北十项建设,你看多不简单?”司机说。

司机的表情有一丝调侃,分明是欲擒故纵。素园押注似的豁出去说:“我不这么认为。”

“好!给你载!”司机拨下计程表,开动车子。

自1996年开始,全民第一次享受“一人一票选总统/市长”的狂热,1998年的市长选举,有当时三大政治新星陈水扁、马英九、赵少康一齐参战,全台北市民各拥其主、疯狂辩论,谁也不知道选举结果将会如何。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了全新的赛局,让边缘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缝隙进行突破。选举前夕,同志友善的行动者组成“1998选举同志人权联盟”,发表“同志人权宣言”,并邀三党市长候选人签署,获得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及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回复支持。

喀飞回忆,当年“在两人(陈水扁与马英九)选战打的激烈火热之际,同志团体的政策问卷虽还说不上造成震撼影响,却也在这次选战中激起涟漪阵阵。”

此后,台湾同志运动走入主流。作为同志尊严主要地标的同婚立法,随著每次选举的摆荡循环,缓步前进。最终在2013年与2016年的立法、2017年释宪、2018年公投的数次来回交战后,迎来2019年5月24日的同婚生效日。

其后,台湾同志运动曲曲折折,历经挺同、反同公投的激辩与洗礼,终在2019年迎来一句坦荡的“我是同志!”从此后,台湾人无论爱上了什么性别的对象,都有合法成婚成家的权利。虽然不能说所有同志问题都能在婚姻合法化之后解决,但仍可说是同志尊严的重要进展。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同志既已能走上合法婚姻之路、网路上又有丰富的同志资源,从1998年走来的同志咨询热线,接下来的任务会是什么?

1998年至2018年同志谘询议题变化。每通谘询电话可能同时涵盖多个议题,图中仅取前四高的议题呈现逐年变化。這些议题包括感情议题(寻求伴侣/感情困扰/亲密关系暴力)、自我认同(自我认同/社会压力及歧视/宗教议题)、交友资讯(询问同志聚会场所/交友管道)、家庭议题(向家人出柜与否/家庭压力/同志亲人来电/亲子暴力)、艾滋与性议题、法律谘询、其他(生涯谘询/找其他义工/其他)。端传媒设计部

我们还是要去接住最底层的人。

热线社群资源部主任许家玮

“这几年因为公投而出柜的人数变多,是蛮明显的,那也会有一些新的效应。我们就接到很多父母打来,就说我孩子昨天(因为双方争执公投而)出柜了。因为立法、公投的进度,也有很多异性恋打来,有一种是说他太支持了,导致家人怀疑他是,还有一种是打来问我们运动近况,来鼓励我们,或者很积极地问‘我可以做什么?’他自己其实不是(同志),但看到反同的文宣觉得受不了,想打来为同志作一些事情。平常就比较少这种电话。”

“我觉得现在咨询电话定位变得不太一样。早年任何同志朋友都会打来求助,现在是科技进步,一般人会去找朋友,不会先打咨询电话。咨询电话我觉得变成最下面的安全网,就是上面这些支持网他都缺乏的人,他才会来打电话。”许家玮说,“我们还是要去接住最底层的人。”

“或者是说,连朋友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法律问题,或者艾滋病有关的,因为不确定,只好打来一个可靠的管道询问。有些家庭的问题,例如怎样跟父母沟通,都还是大家会打来咨询的重点。”彭治镠回忆,“又或者有些异性恋男性,他去找了女性性工作者,怕自己可能感染艾滋病,他也会打来讲,因为政府把艾滋病防治的资源大量投在男同志这边,反而让异性恋要咨询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咨询谁,找来找去(网路搜寻)我们都排第一个,只好打给我们。还有因为信仰,约好跟女朋友不婚前性行为,结果自己先跟其他人发生了关系的异男,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也会来跟我们说。那其实这些烦恼,我们都会尽量去听。”

自1998年到2019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变的是,永远都有为性与性别所苦的人。但这趟台湾同志争取平等婚权的故事,当可成为所有人的希望:即便是在二十年前还未拥有名字的“那个”、躲在阴暗角落的“病态”,依然可能有尊严回复、正名成婚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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